从“冉阿让”看译名实践中的归化与异化
Naturalisation et Dépaysement à travers la transcription de « Jean Valjean »
《悲惨世界》是法国大文豪维克多·雨果负有盛名的长篇巨著，主人公冉阿让的形象在我国更是深入人心。但法语初学者常会有这样的疑惑，即主人公法文原名 Jean Valjean，为什么不译作“让·瓦尔让”，而要译作“冉阿让”？如果说发音相近的话，同样是“jean”为什么却分别译作“冉”和“让”？本文即意在解释这背后的来龙去脉，简述汉语译名实践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过程。
○简史：Jean Valjean 的各种译法
1903年，苏曼殊（苏子谷）开始翻译《悲惨世界》，1903年10月8日起以《惨社会》为题连载于上海《国民日报》，拉开了我国译介《悲惨世界》的序幕。随后几十年间，不少译者都进行过翻译《悲惨世界》的努力（尽管全译本要等到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才最终出现），不同译者也给予了主人公 Jean Valjean 形形色色的汉语译名，这里将重要的几个列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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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华贱（《惨社会》，苏曼殊译，1903年8月18日起在上海《国民日报》连载，共刊载十一回）；
- 金华贱（《惨世界》，苏曼殊译，镜今书局，1904年）
- 常华尚［《可怜的人》，李丹、方于译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（万有文库），1929年］
- 约翰佛尔笳（《少年哀史》，柯蓬洲译，上海世界书局，1933年。节本，依日本永桥卓介《少年噫无情》并参考英译本译出）
- 尚万近（《悲惨世界》，李敬祥译，上海启明书局，1936年）
- 尚万强（今台湾译名）
- 冉阿让（今大陆译名）
通过观察上述译名，我们不难发现几个共同点。首先，这些译名基本都是音译。各译本汉译名与法语名的发音接近程度不一，背后原因包括译本差异（法文、英文……）与可能的方言影响。例如，金华贱一名有从英文译入的痕迹（强勇杰通过将苏译本与可能的日、英、法文版本交叉比对，厘清了彼此传承关系，最后确定苏氏的《惨社会》是译自英文译本。参见强勇杰，“苏曼殊《惨社会》的底本研究”，《东亚观念史集刊》第八期，2015年6月）。其次，绝大多数译名都在尽可能地模仿汉语姓名的结构，或者说译得像中国人名。将主人公冠以姓氏“金”“尚”“常”“冉”就是其重要体现。由此可见，“冉阿让”这一译名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，受到了当时翻译思想的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既然是在模仿汉语人名，姓名之间当然紧密相连，不能写作“冉·阿让”。
至于为什么主人公姓名首尾同样的“jean”会被分别译作“冉”和“让”，也有个简单的解释：汉语姓名一般不会起与姓相同的名字，“冉”既为姓氏，名字中自然适宜换个字——上述“金华贱”“常华尚”等译名也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重字。
○变迁：从归化到异化
以本国语言转写外国人名时尽量贴近本国人名风格，这种做法并非汉语独有，而是世界各地旧时的常规。例如，法国民族英雄贞德（Jeanne d’Arc）在英语中被称作 Joan of Arc，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（Erasmus）在法语中写作 Érasme，等等。这种现象在《圣经》中体现得尤其突出：例如，福音书作者若望（注：正教称约安，新教称约翰。参见《〈圣经〉人物译名对照表》）在诸语言中分别被称作 Jean（让，法语）、Juan（胡安，西班牙语）、João（若昂，葡萄牙语）、Giovanni（乔瓦尼，意大利语）、Hans（汉斯，德语）、John（约翰，英语）、Seán（肖恩，爱尔兰语）、Ieuan（叶延，威尔士语）、Ian（伊恩，苏格兰语）、Yann（扬，布列塔尼语）、Иван（伊万，俄语）、Јован（约万，塞尔维亚语），等等。
随着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，大众文化水平日益提高，转写他国人名的做法逐渐变得少见。如今，各地各语倾向于不再进行转写（不同字母体系之间的转换除外），而是选择尊重名字主人，保持其姓名的本来模样。例如，让–吕克·梅朗雄的名字到了英文仍写作 Jean-Luc，不会改写成 John-Luke；弗里德里希·尼采在法文中仍写作 Friedrich，而非转写成具有法语特点的 Frédéric；各语言字母若带音符或注音符号，如丹麦语的 ø、西班牙语的 ñ 等，在转写时同样倾向保留而非抹去。此外，日语过去转写西方专有名词时习惯使用汉字，如今则倾向使用没有固有色彩，因而更加中性的片假名（如过去作“仏蘭西”，如今改作“フランス”）；汉语译名过去选字常有褒义情感色彩，现在作为推荐规范使用的各语言汉译音表选字则更为中性。（注：现今还存在少许仍进行转写的情形，特别是涉及基督教的名字。例如，公教会教宗方济各在法语、英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／葡萄牙语、德语中分别称作 Pape François、Pope Francis、Papa Francesco、Papa Francisco 和 Papst Franziskus。）
在此，我们可以借用“归化”与“异化”这对概念来理解汉语（及世界各地语言）译名思想的变迁。这对概念最早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·韦努蒂（Lawrence Venuti）在1995年提出（英文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），法文译法不一，归化有 naturalisation 和 domestication 等译法，异化译法更多，如 dépaysement、étrangéisation、forainisation），但归化与异化两种思想早就存在，两种翻译理念之争也早已有之。归化意在以目标语读者习惯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内容，让译作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，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；异化则主张在翻译上吸收外来语的表达方式，尽可能地保留和反映异域文化的特征和他国语言的风格。
我国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并不算短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翻译标准与译名原则都曾历经变迁。看待问题时要设身处地、全面考量，尝试以过去的背景、立场与资源去理解前人所做的工作，切不可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去批评昨天的做法。就翻译标准而言，近代译国外小说多用文言与章回体模式，也不在意遵从原文，译者有极大的处置权，而今天我们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作，不仅要准确传达原作的意思，也要尽量贴近原作的风格（当然，在异化的基础上仍会保留归化的成分，找准二者之间的平衡）。因此，贸然以今天的翻译标准去指责过去的文学译作，必然会失之偏颇。
译名原则同样如此，过去习惯将译名冠以汉语的姓氏，在音译基础上把外国人译得像中国人的姓名，如“斯大林”“罗斯福”等，现在则倾向音译，让人一望而知是外国人的姓名。一言以蔽之，译名实践过去习惯“归化”，如今则倾向“异化”。将 Jean Valjean 译成“冉阿让”，正是在过去“归化”思想影响下的结果。
最后值得指出的是，尽管“冉阿让”的译法不符合今天的译名习惯，但“冉阿让”之名早已深入人心，“定名不咎”，也就不宜再另起炉灶进行修改了。